21世纪谁来种田?农民职称呼唤新农人
2022-12-08 09:41 | 来源:未知 | 作者:bj责任编辑

  “年轻人不会种地,老人又种不了那么多地” 21世纪谁来种田?农民职称呼唤新农人

 
  【《中国新闻》报记者 李腾飞 报道】10月31日,人社部官方微信发了一篇文章,这让李永平和于江成了名人。随后一个月,他们的名字和手里的一本证书,频繁出现在各种媒体平台的评论话题里。据这篇题为《河北石家庄:两名农民获评农民职称》的新闻稿描述,凭借硬理论知识和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,李永平和于江通过了石家庄市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审,成为该市最先取得初级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。
 
  “种个地、养个猪,都能评职称?”“农民也开始内卷了?”“有职称了,给缴五险一金吗?”常见于都市职场圈的热词,出现在了乡村务农圈,强烈的反差掀起了一波舆论浪潮,“有必要吗”和“有什么用”的疑问也随之而来。
 
 
  农村只剩“6038部队” 老龄化倒逼农业提效
 
  “专业技术系列:新型职业农民;专业名称:农产品加工;资格名称;农民助理工程师……”翻开于江的职称证书,第一页展现了这些信息。
 
  农民如何能和工程师扯上关系?这种有别于中国人日常认知的组合出现,源于农业大环境的变化。
 
  2013年,江苏省农科院就做过调查统计,该省种地农民平均年龄已达58.6岁,以老年人为主。在当年的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上,时任江苏副省长徐鸣专门提出这个问题,要求引起高度重视。
 
  数据显示,过去20年,中国农村一直处于人口净流失状态,乡村人口从2000年的8.08亿下降到2021年的5.09亿。
 
  随着工业化、城镇化加快推进,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批转移,留下的都是“6038部队”(老人、妇女)。继“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”之后,“21世纪谁来种田”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又一热点话题。
 
  “年轻人不会种地,老人又种不了那么多地。”去年6月,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分组讨论会上,吴志明常委介绍在甘肃等地调研的感受,“这就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的部分现状,乡村的变迁是一个自然现象,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,年轻的‘农二代’‘农三代’大概率不会回去务农,也是一个现实”。
 
  农村人力资源不足,如何用更少的人种更多的地,这需用大量高素质人才补位,提升农业的产出效率。
 
  针对全国层面存在农民老龄化、兼业化、碎片化、副业化等共性问题,南昌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高群曾对媒体表示,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,农民走向职业化是一种发展方向。职称颁发是一种为农村选人、留人、育人、用人的良策。
 
 
  参评职称“农技”打底 能致富还能带共富
 
  显然,李永平和于洋就是农村需要留住的人才。
 
  今年10月10日,石家庄市人社局出台《石家庄市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审实施方案》,新型职业农民职称申报范围是以农业为职业,具有种植、养殖、农产品加工、农业机械、农技推广、农村电商、农民专业合作服务等专业技能,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并达到相当水平的新型职业农民。
 
  根据文件表述,把掌握农业专业技术的职业农民正式纳入人才评价范围,旨在进一步引导和激励各类人才到农村一线干事创业。
 
  “石家庄鹿泉区鹿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”——这是于江参评农民职称时的身份。据天眼查信息显示,鹿马合作社的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人民币,经营范围包括小麦、玉米、果蔬、中药材的种植、销售;农业技术推广、农业技术服务;家禽、牲畜的养殖。于江介绍,合作社要求参加者是正儿八经的农民,“对种植规模、农技都有一定要求”。
 
  2011年,在城里从事化肥销售工作的于江决意辞职回乡种地。根据他的自述,凭借父辈积攒下的人缘和口碑,他用赊账的方式,从乡亲们手里拿到了8亩地,全部种上了玉米和小麦。此后,为形成规模效益,他便开始组建合作社,让农民以土地或资金入股的方式加入。到2021年,合作社的入股人数已达到102人,土地面积超过3000亩。
 
  在于江的合作社里,土地喷药工作都由无人机完成,技术人员都有无人机驾驶证,用作耕地的拖拉机每天耕地工作量超过100亩。
 
  和于江一样,李永平同样拥有自己的产业。
 
  2015年,李永平的永飞家庭农场成立,经营范围包括农作物、谷物、苗木、花卉、中药材、果树、果蔬、食用菌、造林苗木、绿化景观苗木、林木育种、育苗种植与销售。此外,农作物病虫害防治;土地整理、土壤修复;农林种植相关技术咨询也是农场的服务项目。
 
  如今,李永平所经营的农场周边带动500余户,辐射面积1200多亩,更新推广品种20多个,增收达到110多万元。
 
  多地农民评上“正高级” 下一步怎么做?
 
  “为农民评职称”并不是最近才有。2018年,中央一号文件指出,实施乡村振兴战略,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,“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,鼓励各地开展职业农民职称评定试点”。
 
  从地方层面,2017年7月,浙江省提出打破户籍、地域、身份、人事关系等制约,将新型职业农民纳入农业系列职称的评审范围,评审并轨、证书统一。3年后,薄永明等4人成为浙江省首批拥有正高级职称的“职业农民”。与此同时,甘肃、山东、湖北、宁夏、广东、吉林等地陆续开展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工作,不少职业农民评上了“正高级”。
 
  与普通专业技术人员评职称不同,多地农民职称评定文件均提到,要打破“学历、论文、资历”限制,重点考察其技术水平、业绩贡献、经济社会效益和示范带动作用,以实绩论英雄。
 
  石家庄此次评定就对参评人员的专业、论文、科研等不作要求,而把种植多少亩粮食、养殖多少头奶牛、水产养殖多少亩等列为评审的依据。
 
 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科技学院教授李凌接受《中国新闻》报采访时强调,农民职称评审制度还必须有配套的保障措施、严格评审条件,保障农民职称评审工作全过程的规范、公开、公正和透明,保证评审的可持续性。
 
  李凌建议,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,使获得职称的农民在资金、信贷、技术推广等方面均能获得特别扶持,得到有针对性的培训和量身定做的各项服务,从而得到明确的实惠。这样,既可调动职业农民参与认证的积极性,又能创新农业补贴方式,获得职称的农民能够改善生产经营条件、提升带头能力,发挥领头雁作用。
 
  根据记者梳理,石家庄农民职称评定方案提出,对取得中级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,一次性给予2000元奖补;对取得初级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职称的个人,鼓励县(市、区)给予一定的一次性补助。
 
  宁夏试点评选出的拥有职称的农民,“副高”职称农民与副研究员、副教授同属一级,但除3000元至6000元不等的一次性奖金外,尚无配套其他福利待遇。
 
  李凌表示,目前各个部门为农民颁发的相关证书并不少,但政策实施的最终目的不在于给予他们什么名分,关键在于如何做好制度保障、进行规范考评,把他们培养成更加实用的人才,让这些人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,推动乡村共同富裕。